在國學大師王國維短暫的五十載春秋中，最后兩年多他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，是在清華園西院走完了他的學者人生。

　　胡適由衷敬佩的一流學者首推王國維，因此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時，他力薦王國維擔任導師。同時受聘為導師的梁啟超也認為，國學研究院“教授方面以王靜安先生為最難得。其專精之學，在今日幾為絕學；而其所謙稱為未嘗研究者，亦且高我十倍。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。”

　　滿院書香

　　王國維（1877~1927），字靜安，號觀堂，浙江海寧人。上世紀20年代，他在學術界聲望極高，新學舊派無不贊譽。受聘清華后，1925年3月26日，他偕夫人看完西院住宅，預付租金44元。4月18日搬入西院16號與18號（1933年西院擴建，遂將新舊西院的門牌統一編號，舊西院16號、18號調整為西院42號、43號，沿用至今），這是學校特殊的照顧。兩住宅皆為平房，自成小院，兩院緊鄰，坐北向南，朱漆門窗與廊柱，灰色瓦頂，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。

　　據王國維之子回憶，家人飲食起居都在18號，16號正房西屋為書房。三面墻壁都是高及屋頂的書架，放滿線裝書，內間小室也放滿了書。書房南面窗下放大書桌一張，藤椅一只，書桌旁各有木椅一把，備學生來訪落座。藤質躺椅一只置于書架間空地，疲乏時或思考時備用。“他的性格內向，不善交際，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學問上。除了去琉璃廠看書購書外，他極少進城。他的愛好就是讀書。父親每天上午去研究院，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幾乎都消磨在書房中讀書和寫作。常見學生們三五成群前來，就教于他，也常有國內外學者友人來訪。”中央客廳僅有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。東間為塾師授課家中子女處，內放幾張小木書桌和老師的床鋪，曾聘清華的一位陳老師（羅振玉四子之內弟）做教習。為不打擾先生研究，前院平常很少有人進去，大門常年關閉。后院頗整潔，夫人侍弄花木，滿院生香。

　　學問專精

　　在西院經歷的人生最后兩年，是王國維精力充沛、學術研究成就卓著的時期。早年研究成果在此匯聚，舊學新知再獲心得。此時，他的學術研究從《耶律文正年譜》轉入《西北地理》和《蒙古史》，致力于邊地少數民族金石文獻考證，完成《西遼都城虎斡耳朵考》、《盂鼎銘文考釋》、《宋代之金石學》等著述近40篇。整理舊作印行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》，改訂舊作，結集出版《古史新證》，成為其史學研究的代表作。其中運用“二重證據法”和“闕疑法”，作為開創中國現代史學的科學方法，從內容和方法上拓展了中國史的研究范疇。

　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生學業分為普通講演、專題研究兩項，他教授與指導研究生主要在經學、小學、上古史、中國史學方向，主講《說文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古史新證》等課程。學生眼中的靜安先生，學問篤實，拙于言詞，截然不同于梁啟超、趙元任授課新活奔放的風格。但他卓越的學術成就和深刻的傳授之道，無不在學界獲得高山仰止的威望。他的學生、史學家姜亮夫回憶，他授課之專深，“要到畢業出來教書研究后，才越來越感到幫助很大”。

　　絕望辭世

　　面對時代的大變革，辮子依舊的王國維表現的卻是心靈深處保守傳統的固執。1926年最為心愛的長子英年忽病亡，他悲痛至極；又逢北伐軍攻下南京乘勝北進、國內政治變革的前夕，晚清遺老葉德輝在長沙被殺，羅振玉進入東交民巷使館避難，不斷有人來到家中勸他剪辮子。此時，他內心的矛盾、恐懼與焦慮無疑是劇烈的，他不能適應歷史的轉折，對未來感到絕望。1927年6月2日，他草擬遺書深藏懷中，然后照常休息，最終走出西院居所，在頤和園投湖自盡，走完他的學者人生。遺書封面寫著“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”。王國維的辭世，令當時學術界感到悲哀，在北京城內浙江會館召開了追悼大會。

此時，其家人退去西院16號的房屋，繼續留住西院18號。學校各方關懷備至，趙元任將他的幼年子女請到照瀾院一號家中，與自己的女兒一起補習功課，以便插班進入成志小學。一年后，王家南遷，三子王貞明留清華工作。1929年夏，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，在王國維逝世兩周年之際，師生募款修建“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”。碑集各方家之大成，梁思成從東北大學回到清華勘定碑址、設計碑式，陳寅恪撰寫碑文，林志鈞書丹，馬衡篆額，李桂藻刻石。“位于科學館南土山東麓兩槐樹之間，碑之本身，約高七尺，挺立于四尺許高之碑基上，色呈淡黑，頗足表出哀思之意。”王國維之墓原在清華園東北七間房，后遷葬于福田公墓，“文革”中遭破壞。清華園西院的王國維晚年故居，與浙江省海寧鹽官鎮王國維早年故居一起，共同見證了國學大師王國維人生不同時期的行跡。